杨时思想是韩国退溪学的理论渊源

    李退溪(1501—1570年)是韩国李朝前期中国朱熹思想的集大成者,其学说被称为退溪学。李退溪是继孔子、朱熹之后儒家思想的代表者,退溪学是十六世纪后东方文化的体现。退溪学是朱子学在国外的分支,是当今国际学者研究东方文化的热门课题。

    早在一世纪时的中国东汉初年,儒学传人朝鲜半岛,在其三国(新罗、高句丽、百济)时期(公元前1 8一公元668年)曾为国学。中国到了唐宋时代(约七至十一世纪)社会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适应社会性质变化的需要,正宗思想儒学改变为理学(新懦学)的形式,这就是今天学者所说的“第二期儒学的发展,也就是中国的宋明、朝鲜的李朝到后来日本的德川,理学成为地道的东亚文明的体现”(杜维明《儒家哲学与现代纯》、《论中国传统文化》第97页,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理学形成后,很快在韩国发展壮大起来。

杨时(1053一1135年)是宋明理学的中坚人物。鉴于北宋的危亡,理学在北方无法存在,杨时把理学移植到南方,使理学在南宋发扬光大起来,形成为中国后期封建社会的正宗思想——朱子学。杨时使二程洛学发展到朱熹闽学,他是闽中以至南方理学的开创者,为而后理学(闽学)的东传韩国、日本创造出了条件。杨时在中国以至东亚文化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

正因为如此,早在北宋徽宗宣和五年(1123年),即北宋灭亡前三年的苦难关头。韩国高丽朝(918一1193)国王非常关怀杨时,当时宋朝派路允迪出使高丽朝,其国王即问之日:“龟山先生安在?”使臣回国后向朝廷传达,即有“旨召为都堂审查,先生以疾辞”。当时杨时正在江苏毗陵,“闭门不仕”,专心著述讲学,年七十一岁。(以上均见《宋史》杨时本传)

理学传人韩国,到了李朝(1392-1910年),中国朱子学韩国化,出现了以李退溪为代表的韩国朱子学。退溪学是韩国朱子学的成熟形态,是此后韩国的正宗思想。在李退溪学习和研究中国朱子学的过程中,每每提及杨时。退溪学的形成是和杨时思想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分析退溪学的形成,应从李退溪于十九岁时读明人胡广编的《性理大全》和二十三岁时读南宋真德秀编的《心经》开始,此两书中就有杨时的言论。他读了这两书,“始知性理之学体段自别”(《言行通录》,《增补退溪全书》第4册第23页,韩国成均馆大学大东文化研究院,1978年影印本)。”心法之精微”(同上第169页)。

李退溪在给人的书信中,反复强调读《论语》要按照杨时的教导,全篇都是“大要大旨”(《答李宏仲》,同上第2册第222页),不能分主次。他说:

“先以一仁字包笼一部书(按指《论语》),为其要旨,吾恐所得非真要旨,而反失正意,终无实得也,昔有人请杨龟山讲当读何书,龟山曰:‘读《论语》。’其人间《论语》中何者为要切,龟山曰:‘皆要切,但熟读可也。’朱子每称叹此语,以劝学者。”(同上)

“或问于龟山日:‘《论语》二十篇,何者为要切?’龟山日:‘皆要切!’”(《答李仲文》,同上第1册第299页)李退溪就是按照杨时的这种教导读《论语》等儒家经典的,并知之即践履。体现在自己的行为上。他深有体会地说:

“于言仁处求仁之理,言义处求义之理,言孝悌忠信处求孝悌忠信之道,逐处研究,逐事践履,积久渐熟,以至于融通。发现所谓大要大旨者将不待作意求索而自得之矣!”(《答李宏仲》,同上第2册第222页)

李退溪在讲到读《大学》时,认为“龟山以为此特论其所存而已,未及乎为政也”(《重答黄仲举》,同上第l册第481页),即《大学》只讲修己、至善(体);而他自己“以为《大学》一书为存心出治之本”(同上)。“《大学》修己治人、体用该载,则固然矣》(同上)。李退溪是在杨时对《大学》内涵体认的基础上发挥的。

最能说明李退溪思想体系的,是他于李朝宦祖元年(1568年)十二月向朝廷进献的《圣学十图》,这是他晚年成熟思想的结晶。他融合中韩新儒家思想的精髓,构成他自己思想的逻辑结构。《圣学十图》的第二图是《张子西铭》。《西铭》为北宋理学家张载所撰,南宋程林隐绘成图,李退淫采人为其十图之二图。李退溪是依据杨时对《西铭》的解释的。李退溪在《圣学十图·西铭图》中说:

“龟山杨氏曰:《西铭》,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为仁;知其分殊,所以为义。犹孟子言‘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无差等等耳。”(同上第1册第200页)。

杨时这段话在朱熹《西铭解》(见张子全书》卷1)内。其所引孟子见《孟子·尽心上》。由此,李退溪指出,《西铭图》是从体悟“求仁”(同上第201页)中,“方见得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真实如此处,为仁之功。始亲切有昧,免于奔荡无交涉之患。”(同上)《西铭》和《西铭图》中之谓人与天地万物为体,就是“理一分殊”的关系,即“一统而万殊,则虽天下一家,中国一人,而不流于兼爱之蔽。万殊而一贯,则虽亲疏异情、贵贱异等,而不梏于为我之私。此《西铭》之大旨也。观其推亲亲之厚,以大无我之公。因事亲之诚,以明事天之道。盖无适而非所谓分立,而推理一也。”(同上第200页)这就是说,从道德伦理角度来说,人物以天地为父母,天地以人物为子女,因此以乾为父、坤为母,有生之类皆然,这便是理一;人人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这便是分殊。

《西铭》以乾(天)、坤(地)为其首,是以《易经》乾(天)、坤(地)两卦开其宗为根据的。因此,李退溪在《西铭考证讲义》中特别注意杨时的有关的易学思想。他说:

“《易·廉卦·大象》日:君子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杨龟山上伊川第一书,疑《西铭》言体而不及用,恐流弊遂至于兼爱。伊川答书,深言其理分殊,仁义兼尽,非墨氏之比以晓之。龟山稍悟前非,于第二书引此语以明《西铭》推理存义之意。意虽不失,语有未尽。故朱子特举其说而解说之如此,以发明龟山来尽之意。则伊川指示龟山之微旨始无余蕴矣!熹既为此解下。程于答龟山书及朱子《延年问答》,诸说发明《西铭》之旨,仁义之理至为精密。”(《陶山全书》第1册第215页。韩国退溪学研究《退溪学丛书》1988年影印本)

由此可见,李退溪的“理一分殊”思想,是在综合研究了杨时以及二程、张载、朱熹等人有关论述的基础上而形成起来的。

较早的理学家如周敦颐、程颢,主张静坐,以收敛身心,达到理会儒家道德伦理的目的。稍后的程颐、朱熹,认为主静、静坐易与佛、道相混淆,把主静改为主敬。而二程的学生杨时等,仍以静坐为修养道德伦理的方法。李退溪特别强调,理学家杨时等人的静即敬,与佛、老的静根本不同。他说:

“要之,明道(程颢)言静,即敬字之意。伊川(程颐)恐学者未悟,故加别白焉。其后如龟山、如豫章(罗从彦)、如延平(事侗)一派,皆予静观喜怒哀乐未发气象,而上蔡(谢佐良)谓”多着静不妨,此非明道之教乎?至和静(尹焞),始终一个敬字做去,岂非伊川之教乎?”(《抄医闾先生集附白沙阳明抄后复书其来》,《增补退溪全书》第2册第336页,韩国成均馆大学大东文化研究院1978年影印本)

这就是说,杨时等人的静和尹焞的敬是一个意思。不过,李退溪也指出,杨时过于强调静坐、冥想也是个问题。“尝闻昔贤有议论过高者,亦未免此等病痛。如杨龟山极言道之商妙,而谓仁义不足以尽道,此即庄、列小仁义而以道为窈冥昏默之说也。”(《心无体用辨》同上第330页)。李退溪还明确指出,”也山之言苟沙佛、老处、晦庵(朱子)不隐。非徒龟山,虽延平之言有所差,晦庵亦不回护也。此理至公,着一毫私意不得也。”(《答南时甫》,同上第1册第267-268页)。

李退溪的后学申瀷等在《祭退溪先生文》中,谓李退溪一生德高望重有如杨时。他们说:“昔我先王,待士有诚。念兹作人,爰择老成。龟山雅望,允属先生。左训右箴,教告谆至。”(同上第4册281页)意思是说,我们去世的先王,对待士人有诚意。思念培养人才,选拔大德,具有杨龟山那样美好声望的人为师长,只有先生才具备这样的条件担此大任。先生对我们多方教训规劝,谆谆的敦诲无微不至。由此可见,杨时在李退溪和韩国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了。

作者:高令印

本文作者系厦门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