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时理学思想与书院教育

众所周知，杨时是程明道、程伊川的门人，是胡安定、周濂溪的再传弟子，宋明理学的开山鼻祖是周濂溪，他的继承人是二程，即明道和伊川，而杨时又是二程的高足，宋明理学的南传及其兴盛，实得力子杨时之功，是“吾道南矣!”的忠实实践者。据《杨时传》载：杨时为“熙宁九年进士，调官不赴，以师礼见明道于颍昌。明道甚喜。每言杨君会得最容易。其归也，目送之曰：‘吾道南矣！’明道没，又见伊川于洛，先生年已四十，事伊川愈恭。一日，伊川偶瞑坐，先生与游定夫侍立不去。伊川既觉，则门外雪深一尺矣。横渠著《西铭》，先生疑其兼爱，与伊川辩论往复，闻‘理一分殊’之说，始豁然无疑，由是浸淫经书，推广师说“（《宋元学案•龟山学案》下同）后来，杨时又经过其高足罗从彦，再经李侗，传至朱煮，成为宋代理学的主要流派，对宋代以至以后中国封建社会学术思想和教育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宋代的理学，又称宋学或道学。它最核心的一支流派是程朱理学派。它是以北宋程颢、程颐和南宋朱熹三位书院教育家和哲学家的姓氏命名的，其实也包括杨时在内。它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绵衍了七、八百年的时间，而成为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思想。从学术角度上来考察，程朱理学是以研究“性与天道”（即“性”与“理”）为中心内容的一种哲学思想体系，正如有的学者说的是“哲学化了的儒学”，因为它以儒学的内容为主，同时也吸收了佛学和道教思想，是在唐代三教融合、渗透的基础上，孕育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学术思想体系。而这种学术思想体系，又是与中国古代书院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据书院学者研究，中国古代的书院是一种独特的文化教育组织模式，它兴起于中唐，雏型于晚唐五代，鼎盛于宋元，持续和普及于明清，流风于当代。特别是宋元明清四代的书院，又主要是以宋明理学这种学术思想体系进行研讨和讲习的，同时也是在这种学术思想体系的发生发展中而成长壮大起来的。因此，有的学者认为，书院盛行于宋代，乃理学发展推动的结果；书院的普及又为理学的发展推波助澜。书院同理学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个论断是有充分事实根据的。因而，我们在研究杨时学术思想的过程中，必须把杨时放在理学与书院的关系中去考察。只有这样才能理出一个头绪来。

从宋代书院的主持人山长或讲学者来看，多是著名学者、思想家，或具有丰富政治经验的官员，他们对发展学术理论有一定的优越条件。而这些人物又绝大多数是从理学阵营中走过来的，当然也包括杨时在内。从杨时的师承关系来看，他的太老师周敦颐就亲手举办了濂溪书堂；他的老师二程兄弟就举办了伊泉书院和讲学嵩阳书院；他的再传弟子、集理学大成的朱熹，更是创建精舍和兴复书院的积极分子。朱熹一生曾在66所书院中传道授业或题额作记，对理学在书院的传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作为二程和朱熹的桥梁人物杨时，则从中起了承前启后的传带作用。何况杨时本人也是热心书院教育的，是书院教育的实践者和鼓吹者。他象周濂溪一样、每到一地作官，都要邀集士子讲学。特别是他从59岁开始，为了“倡道东南”，传播理学，曾先后两度在晋陵、毗陵（今镇江、常州、无锡）  一带讲学授徒，累计达10多年之久，晚年落叶归根，回将乐含云寺和闽北各地聚徒讲学，著书立说。在书院史上，著名的龟山书院和文靖书院，就是他当年讲学的地方，后人为了纪念他而命名的。龟山者，是杨时的诞生地。杨时是北宋仁宗皇祐五年癸已十一月二十五日生于福建南剑州西镛州龙池团，即今将乐县城北门的龟山下，文靖者，是杨时的谥号。杨时卒于南宋高宗绍兴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年八十三。给事中朱震上言，先生尝“辩诬诱以明宣仁圣烈之功、雪冤抑以复昭慈圣献之位，排邪说以正天下学术之谬”，为之请恤，诏谥文靖。学者称龟山先生。

究竟杨时的理学思想为何物？这首先又得从程朱理学所创造的思想体系谈起。这是因为杨时理学思想实际上是程朱理学的一部分。程朱理学是以“理”为宇宙最高本体，是以“理”为哲学思辩结构的最高范畴。这是目前哲学界所一致公认的结论。然而千百年来，“理”又总是与“性”连结在一起的，故又称程朱理学为“性理之学”，在书院甚至所有学校宣扬程朱理学的教科书为《性理大全》或《性理精义》。何谓“性”?“性”者，“人性”也；何谓“理”?“理”者，“天理”也，或“天道”也。这是儒学中探讨自然和社会人生最重要的课题，也是孔门大弟子子贡所不可得而闻的高深哲理。到了宋代开办书院教育的理学家那里，更是成了书院经常探讨的中心问题。《中庸》一开头就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提出了性、道、教三个问题。理学家尊《中庸》，就沿着《中庸》这三个问题进行探讨。这就是我们所指的程朱理学的构架，也就是杨时理学思想的基本构架。

北宋是程朱理学孕育及初步发展的阶段。程朱理学的第一代代表程颢、程颐兄弟就是在这个时期问世的。他们少年时代随父南下问学于周敦颐，周子独手受之《太极图》而得其精蕴。著作有《伊川易传》和《二程全书》。《易传》论述的自然哲学、政治哲学和人生哲学，构成了程朱理学的初步思想体系。这个体系，以“天理论”为基础，论证天地万物得天理而“长久不已”、“生生无穷”的自然哲学；论证“顺理而行”，即按照天理办事的政治哲学；论证“安于义命”的人生哲学，即进德修业，居易俟命，卑逊自处，随时而宜的人生哲学。而后，二程讲学于伊泉书院和嵩阳书院，他们的名弟子杨时、谢良佐、尹焞、游酢等，就是在这段时问“立雪程门”而得其衣钵的。所以杨时的理学思想体系是继承了二程的衣钵。这四大弟子，也就是继承和发展程朱理学的第二代代表人物，是程朱理学初步发展的时期。杨时活了83岁，活到南宋初年，是程氏“洛学南传”的得力弟子。他讲学龟山书院，著作有《中庸义》，他借用《中庸》中的“诚”，去阐述二程的“格物致知”论，并把“诚”提到很高的地位。他说：“盖自诚意正心推之，至于可以平天下，此内外之道所以合也。故观其诚意正心，则知天下由是而平；观其天下平，则知非意诚心正不能也。”他认为对于认识事物的主体个人来说，必须笃信“万物皆是一理”的哲理。这是认识的出发点，也是进行推论的前提。这一“笃信物”即是“诚”。由此出发，“格物致和”作为一种方法，只不过是是提供资料帮助人们去悟得万物确实是“一理”的体现而已。

杨时是程门四大弟子中最主要的传人，他除了对“诚”的阐发外，举凡程门大旨，诸如“理一分殊”、“诚意正心”、“格物致知”、“天理人欲”、“中和已发未发”、“天人一体”以及“仁说”、“理气说”等理学业命题和范畴，杨时皆推善而发扬之。据学者陈其芳先生研究，杨时在理学上的杰出贡献，在于他为朱熹学说的产生作了理论的先导。他具体概括为四点：（1）杨时的“理一分殊”的宇宙观，克服了二程未充分说明“气”的作用的缺陷，为朱熹的“一本万殊”说的创立提供了理论依据；（2）杨时的“明善在致和，致知在格物”的论说，为朱熹“格物致和”论作了理论上的先导；（3）杨时的“仁体义用”说，为朱熹在伦理学上建立“理一分殊”说作了理论上的先导；（4）杨时推崇《四书》，把《四书》的主旨纳入“天理”的框架中，为朱熹“四书学”的建立作了理论上的先导。由此，陈先生结论为，“无论从哪个角度上说，杨时是从二程发展至朱熹的一个重要中间环节，没有杨时就没有朱熹。”这一结论是相当中肯的。正如《百家谨案》指出的：“二程得孟子不传之秘于遗经，以倡天下。而升堂睹奥，号称高第者，游、杨、尹、谢、吕其最也。顾诸子各有所传，而独龟山之后，三传而有朱子，使此道大光，衣被天下，则大程“道南”目送之语，不可谓非前诚也。”

除此，杨时理学不仅为朱熹学说作了先导，而且还为陆王心学开了先河。只要翻开《宋元学案》的杨时《语录》，就会发现全篇论述都是在“心”字上作文章。并就借人提出“以术行而心正，如何？”的问题而作答。杨时指出“谓之君子，岂有心不正者，当论其所行之是否尔！且以术行道，未免枉己。与其自枉，不若不得行之愈也。”又说：“人臣之事君，岂可佐以刑名之说，如此，是使人主失仁心也。人主无仁心，则不足以得人，故人臣能使其君视民如伤，则王道行矣。”陆王心学的基本范畴“本心”和理论方向是“恻隐仁之端也、羞恶义之端也，辞让礼之端也，此即本心”。（《陆象山年谱•乾道八年》）认为古人教人不过“存心，养心，求放心”。并批评程朱学派搞章句之学的“格物致知”方法为“支离”事业，是“最大害事”，陆王的这些观点，都能在《龟山集》中找到源流。

至于杨时的书院教育思想又为何物？它与理学有何关系呢？我们如果从教育的角度来考察，杨时的理学思想，也就是他的书院教育思想，或称之为理学教育思想。这是宋代书院教育家思想的共同特色。这是因为书院教育家提倡理学的目的是为了振兴宋代教育，强化以“三纲五常”为中心的封建伦理道德为出发点的。因此，他们把教育的作用和目的、教育的内容、道德教育和教学思想都纳入了理学思想的轨道。因为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宋朝是很弱小的一个王朝，伦常败坏，政风腐败，人格堕落，经常受到辽金的侵略或屈膝在辽金之下，正如杨进所指摘的：“今上自朝延大臣、下至州县官吏，莫不以欺诞为事，而未有以救之。只此风俗怎抵当也！”又指出当时学校教育的情况是“谓学校以分数多少校士人文章，使之胸中日夕只在利害上，如此作人，要何用!”对这样的社会和这样的学校要如何医治呢?这就得借助理学教育了。他指出：“朝廷作事，若要上下小大同心同德，须是道理明。盖天下只是一理，故其所为必同。若用智谋，人人出其私意，私意万人万样，安得同！因举旧纪正叔先生之语云；‘公则一，私则万殊。人心不同犹而，其蔽于私乎! ’”还指出：“人各有胜心。胜心去尽，而惟天理之循，则机巧变诈不作。若怀其胜心，施之于事，必于一己之足非为正，其间不能无窒碍处，又固执之以不移，此机巧变计之所由生也。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知命，只是事事循天理而已。循天理，则于事无固必；无固必，则计较无所用！”这些杨时《语录》很显然是讲宋代理学中的“天理人欲”问题，就是后来朱熹所说的“存天理，灭人欲”的观点。所谓“天理”实际上是封建伦理道德的总称，“循天理”就是遵循封建伦理道德行事。因为在理学家眼里，天理是至善的，又是永恒的，通过道德教育和修养，使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符合无理，克服人性中的恶、人性中的私，充分发挥本原的善性和本原的公，“损人欲以复天理，圣人之教也。”（《二程集•粹言》）这就是杨时理学思想与书院教育的紧密关系。

既然杨时理学思想为“程氏正宗”，为何有的学者又批评他“夹杂异学”？慈溪黄氏曰：“龟山气象和平，议论醇正，说经旨极切，论人物极严，可以垂训万世，使不间流于异端，岂不诚醇儒哉！乃不料其晚年竟溺于佛氏。如云：‘总老言经中说十识，第八庵摩罗织，唐言白净无垢；第九阿赖邪识，唐言善恶种子。白净无垢，即孟子之言性善。’又云：‘《圆觉经》言作止任灭是四病，作即所谓助长，止即所谓不耘苗，任灭即是无事。’又云：‘庞居士谓“神通并妙用，运水与搬柴”，此即尧、舜之道在行止疾徐间。’又云：‘谓形色为天性，亦犹所谓“色即是空”。’又云：‘《维摩经》云“真心是道场”。儒佛至此，实无二理。’又云：‘《庄子•逍遥游》所谓“无入不自得”，《养生主》所谓“行事所无事”。’如此数则，可骇可叹!”黄氏之说，无非是指责或叹惜杨时在晚年堕入了佛氏的“异端邪说”之中，是杨时的“不幸”。其实，这是偏颇之辞。杨时“晚年竟溺于佛氏”，这恰是他优长的一面或成功的一面。他能博采众家，兼容并包，熔儒佛道三家学说于一炉，恰是当时程朱理学的一大进步。由于时代的局限，黄氏殊不知程朱理学就是融和习合懦、佛、道三家学说而形成的一种新儒学。与程朱理学紧密相关的中国书院文化的产生与形成，又恰是儒佛道“三教合流”的产物，这是因为中国儒学的第二次大的改造是在两宋。这正是中国书院蓬勃兴起的时期。北宋以周敦颐、张载、二程和杨时为代表、南宋以朱熹、张栻为代表的诸位书院教育家，开创了别开生面的儒、佛、道三教台流的程朱理学，并发展为后来的宋明理学，这是中国儒教的完成和定型。程朱理学是在中国书院的讲学和实践中完成的。程朱自命为得到了尧、舜、禹、汤相传的“十六字”真谛，即“人心难危，道心惟微，惟精唯一，允执厥中”。（《尚书•大禹溪》）他们又自称为是孔孟一脉相承的洙泗正宗。其实宋懦不过是以孔子为旗帜，而大量吸收了佛教和道教的宗教世界观和宗教修养方法。如提倡涵养静坐，以观喜怒哀乐未发气象，致力于“天理人欲之辨”，要人们“存天理、灭人欲”。而“存天理，灭人欲”，不是一个纯粹的哲学问题，而是一个神学问题，是教人如何消灭罪孽，拯救灵魂，进入天国（理想的精神境界）的问题，他们以“存天理、灭人欲”作为最高范畴的理论形态，对“三纲五常”进行宗教加工，在天理和“三纲五常”之间建立起“体用一源”、“理一分殊”的关系，从而完成了儒教的宗教思想体系，并与佛、道二教在中国书院的大水营里合流。由此看来，杨时“溺于佛氏”是对程朱理学的大贡献，又何批评之有?

杨时理学思想博大精深，著述宏富，并创设东林书院，桃李满天下，其代表作有《龟山先生语录》、《龟山集》等行世。他的学说在国内培养了大批著名学者，象王苹、吕本中、关治、陈澜、罗从彦、张九成、萧凯、胡寅、胡宏、刘勉之等上百名，更为重要的是他把濂学和洛学，从北方引进到福建和我国南方，不仅为闽学的崛起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且开湖湘学、婺学等学派的先河，对我国文化重心南移及闽文化的开发起了筚路蓝缕的作用。不仅如此，杨时的学术思想还早在北宋末年就传人了朝鲜，宣和五年（1123年），宋使臣路允迪、傅墨卿出使高丽州，高丽国王一见面就问“龟山先生安在?”对他寄予无限关怀和敬仰。其后，杨时的理学思想卫传到日本和东南亚等地，为世人所推崇、所传习。杨时的子孙也带着他的这份思想财富，生息繁衍于大江南北和台湾、香港、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内外各地。他们以“龟山衍派”、“道南家风”、“程门立雪”、“洛学心传”、“理学流芳”等富有理学色彩典故的横额相标榜，引为无尚荣耀。这些都说明理学家杨时的确在人类学术思想史上立下了又一块丰碑！

杨布生   彭定国

（注 本文作者均系湖南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