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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04-02

从“吾道南矣”至“道南理窟”——福建区域文化的承接与创新

福建区域文化的发展同样离不开与其它区域文化的交流碰撞。一部福建区域文化发展史可以说是与各地区域文化交融的历史,尤其是承接中原河洛文化,在承接中交融、创新的历史。特别是北宋末年,大理学家程颢、程颐在送别游酢、杨时返回福建时,高瞻远瞩地指出“吾道南矣”;一直到闽浙赣武夷山一带发展为理学文化的“道南理窟”。这一过程是福建区域文化在承接河洛文化并加以创新,在加快自身发展的同时,为延续和创新儒学文化作出历史性贡献的文化过程。


福建僻处东南海隅,文化开发较迟。自西晋“永嘉南渡”及唐末五代几次南迁,中原河洛文化也随着进入福建,带动福建经济、文化的发展。北宋末的“靖康之难”,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又一次人口大迁移。中原士族及民众纷纷迁移到南方,迁移到福建。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发达的文化随之南移,与福建区域文化撞击、融合,闪射出耀眼的光芒。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很有特点的阶段。民族矛盾激化,外患频仍,官场腐败;经济科技发展迅速,生产力空前提高,创造出超过汉唐盛世的社会物质财富,同时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结构也发生新的变化,产生了新兴的市民阶层。思想文化领域,教育颓坏,世道衰微,佛学道学盛行,形成儒、佛、道三家鼎立的局面,儒家文化的主导地位逐渐丧失。思想文化的发展到了需要选择的关键时期。

北宋时期,儒、佛、道交融的中心在北方。当时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等一批学者,创立了濂学、关学、洛学。尤其是二程吸收禅宗、华严宗思想资料,进行艰苦的理论创造,奠定理学基础。他们针对原始儒学缺乏理论体系,缺乏思辨性,创造性地提出“理本论”。他们把世界万物统一于“理”。他们认为,“理”是世界万事万物的普遍规律和准则,“万物皆有理”;“理”是万事万物的最高精神存在。他们在理气关系格物致知等一系列问题上作了论述,二程对儒家经典《大学》等著作用义理方法进行新的解释,为原始儒家注入新的生命活力。当时福建虽有陈襄、郑穆、陈烈、周希孟“海滨四先生”,但学术影响并不大。就总体学术水平而言,福建远逊于中原。福建学者纷纷北上,投入倡道于河南的程颢、程颐门下。主要有游醇、游酢、杨时、罗从彦、陈渊、陈瓘、王平、胡安国等。游酢、杨时“程门立雪”,在元丰四年(1081年)问学于二程,甚受器重,名列“程门四大弟子”。程颢教诲杨时,“于言无所不说,明道(程颢)甚喜,每言杨君最合的容易,独以大宾敬先生。”1游酢、杨时南归福建,程颢目送之曰:“吾道南矣!”。
由于游酢、杨时等的“道南”活动,濂、关、洛学南移,闽浙、赣、湘一带逐渐成为理学根据地。一时才俊云集,著名人物有杨时、游酢、刘子翬、刘勉之、胡安国、胡宪、胡宏、罗从彦、李侗等。

游酢(1053-1123年)字定夫,号豸山。福建建阳人。为程门洛学的首要传人。他20岁师事程颢,“尽弃故所习而学焉”。九年后,他把杨时引见给程颢,二人学成,载道南归。12年后,游、杨二人又前往洛阳拜程颢之弟程颐为师,留下“程门立雪”千古佳话,在中国历史上树立起尊师重道的榜样。游酢传承洛学,他认为,理存在于人心之中,体现于天地万物之上,即理先于万物而存在,人本能地可以认识万物之理。理是天、地、人宇宙万事万物所必须遵循的,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有一定的理由和法则。游酢不仅对理本论、而且对理一分殊、心性论、存理灭欲、格物致知等都有许多创见。他从文化意义上论述理学,把易学、中庸作为理学的核心内容,他的《易说》、《论语杂解》《孟子杂解》等,是作为理学的重要著作。

杨时(1053—1134),号龟山,福建将乐人。官至龙图阁直学士。他“闻程夫子之道,北之河洛而学焉,穷探力索,务及其趣”。二程逝世后,北宋被金灭亡。杨时倾全力抢救二程著作,并进行整理、编校《伊川易传》、《明道先生文集》、《伊川先生文集》、《程氏经学》等。他继承二程“天理”学说,同时吸收张载思想精华,对理与气的关系作了进一步阐述,指出气充满天地之间,“万物由之而生成焉”。他把二程哲学思想融会贯通,对理一分殊,格物致知等思想作了深刻阐述。著有《杨龟山先生集》四十二卷。

朱熹有一副对联称赞游酢、杨时对理学南传的贡献:“道南首豸山(游酢字号),学共龟山同立雪;理窟从洛水,本归濂水引导源”。2朱熹联语的启首二字指明福建一带已成为“道南理窟”。

“吾道南矣”是文化发展处于转折时期的历史性判断,这个判断也饱含着寄托和期盼。作为当时儒学学术文化首领的二程似乎意识到战乱频仍的北方,容不下理学的存在与发展。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以及佛学、道学、文学艺术重心的南移,作为文化重心和核心部分的理学必然南移。事实表明,二程的这种判断是正确的,是富有远见的。经游酢、杨时、罗从彦、李侗等学者“倡道东南”,使洛学在闽地开始扎下了根。儒学的学术重心也因此逐渐移至闽地。

由上可知,福建区域文化与中原文化一脉相承,福建是中原文化的迁移地。“吾道南矣”是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必然,它表明中华文化文脉的向南延伸。其具体路径一方面是北方士族把发达的文化带到福建;另一方面是福建学者把河洛先进文化带回福建。中原河洛文化与福建文化的主要结合地,是在闽浙赣武夷山一带。


武夷山自古是文化名山,是“道南首站”。它发展成为“道南理窟”,是与游酢、杨时、朱熹等一大批理学家的活动联系在一起的。游酢、杨时在学成返闽后,首先在武夷山传道讲学。游酢在武夷山建水云寮,并撰《易说》、《诗二南义》等著作。杨时传播理学,弟子有千余人。知名的有刘勉之、胡宏、罗从彦、陈渊、王平等武夷山人。胡安国也长期阐扬理学,自号“武夷翁”,他与胡寅、胡宏等被称为“胡氏五贤”,所开创的学派称为“武夷学派”。3

二程理学思想经游酢、杨时,传授给罗从彦、李侗,以及刘勉之、胡宏、黄中、朱松等传至朱熹。朱熹祖籍徵州婺源。他出生福建尤溪,一生71岁有60多年在福建度过。他14岁到崇安五夫,拜胡宪、刘勉之、刘子翬为师,在武夷山度过50多个春秋,并长期讲学。“朱熹的学说称为闽学,这是因为朱熹的学术活动是在福建一带进行的。闽学和北宋的濂、洛、关之学并称为‘濂、洛、关、闽’,这是宋明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4

武夷精舍是朱熹亲手建立的书院。它坐落在被称为武夷山精华景区的九曲溪畔的五曲大隐屏下。书院内有仁智堂,隐求室、上去宿寮、观善斋、寒栖馆、石门坞、晚对亭、铁笛亭、钓矶、茶灶等十二部分。

从淳熙十年到绍熙元年(1183—1190)这8年中,朱熹大部分时间是在精舍授徒讲学和从事学术活动。这一时期是朱熹思想走向成熟的时期。朱熹的许多重要论著,如《大学章句》、《中庸章句》、《易学启蒙》、《小学》、《孝经刊语》、《诗集传》等都在此写成。此时的朱熹已是一代大儒。他在学术界属于磁铁人物。武夷精舍建成后,四方学者纷至沓来。知名者如蔡元定、蔡渊、蔡沈、黄干、辅广、刘炳、詹体仁、潘植、潘柄、郑可学、祝穆、江默、陈孔硕、范念德、杨至、余大雅等。也有来自邻省的,如江西人周谟、黄义勇,浙江人包定、陈孔硕等。朱熹学派的中坚人物都聚集在武夷山下,刻苦钻研,长期潜修,争辩切磋,共同推动朱熹理学思想的形成,这一时期是武夷山“道南理窟”形成的时期。朱熹学派的活动,使“海内学者尊信益众”,使武夷山成为南宋首屈一指的学术研究和文化中心。清人史贻直说,“及朱子开紫阳书院,诸大儒云从星拱,流风相继,迄元明以至于今,而闽学集濂、洛、关之大成,则皆讲学于此山者”。5武夷山一带还相继建立许多书院。清人何瀚说,“迄朱文公开紫阳书院,四方响道者云集,诸贤儒相继星拱,如蔡氏之咏归堂、南山书屋,游氏之水云寮,熊氏之洪源书院,真氏与詹氏筑室幔亭锋,其为最著者。且与文公前后主管(武夷)冲佑观者,共二十有四人,皆时名儒,是终宋之世,诸名贤之行藏出处,皆名山所托重者也”。6

朱熹之后,一批理学名家相继在武夷山,择地筑室,创建书院,以继志传道为已任。特别是蔡沈、黄干、真德秀、陈淳等为传播闽学不遗余力,使闽学成为中国学术史上最重要的学派之一。武夷山冲佑观群贤祠,用以祀奉“道南理窟”理学先贤。其中有杨时、胡安国、刘子翬、朱熹、蔡元定、刘爚,黄干、游九言、真德秀、元代的熊禾、陈普,明代的王守仁、罗纶、湛若水、李材、黄道周等29位先后在武夷山研究和传播理学的著名学者。

由于朱熹等理学家在武夷山的学术文化活动,武夷山成为“道南理窟”,1999年成为儒学发展的又一个中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评定武夷山文化遗产时,最重视的是朱熹理学思想,称之为“后孔子主义”。


福建区域文化的创新,成为举世闻名的“道南理窟”,突出表现为闽学的创立。闽学代表者朱熹在广度、深度两个方面创造性地集濂、洛、关学之大成,又吸收佛道思想和其他学派思想,建立起以“理”为本质和核心,形式周密、内容丰富、体系完备的思想文化体系。

朱熹继承程颢、程颐开创的理学思想,吸收先秦原始儒学和佛、道等各家各派的思想,并借鉴理学各派的观点,加以综合改造,发展创新。理,是朱熹哲学的最高范畴,他以理作为整个宇宙的本体,由此构筑起中国哲学史上最完备、最缜密的哲学体系。朱熹继承二程“万理”归于“一理”的思想,提出“理一分殊”的思想,以此来概括“一理”与“万物及万物之理”的关系。所谓理一分殊,指天理只有一个,然而天理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通过分殊的万事万物表现出来。朱熹从理论上阐述“理气关系”,认为“气”(物质)是万物产生的根源,任何事物都是由阴阳二气化生和组合的。他说:“天地只是一气,便自分阴阳,缘有阴阳两气相感化生万物。”7他认为自然界的日月星云,风雨雷电,山谷河川以及世间万物都由气化生而成。在朱熹哲学视野里,“理”具有多重涵义,既指世界本原,也指伦理道德,同时也指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在理的框架内,朱熹就理与气,理与心,理与性,理与太极等系列范畴作了描述,并形成“心统性情”为核心的心性之学,以及强调“知行会一”的格物致知论。极大地丰富发展了儒学的哲学内涵。朱熹深入分析了中国古代哲学家们争论不休的“天”与“人”的关系问题。他指出,“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为心者也”。8朱熹分析自然界自身运动,说明天道在不断生成变化中产生了万物,万物的生存、发展、消亡与天道是联系在一起的。人得天道最重,是万物之中最灵者,是惟一自觉其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的。人类所禀受的是与天地“生生之德”相呼应的“仁心”,由此将天、地、人统一起来。在朱熹视野里,人不是孤立存在的,天地也不是孤立存在的,作为天、地、人统一体的宇宙世界是生机盎然,相互感应,相互依存,不断发展的。“气之流行充塞宇宙”,9“万物自生、自长、自形、自色”。在这里,人们看到一幅人与天地万物,社会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动画面。朱熹的理论创造,使儒学成为具有科学意义上的思辨哲学,成为融儒、佛、道于一体,为儒、佛、道共同认可的中国文化哲学。

朱熹把理本论与儒家民本思想结合起来,发展了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他认为“天下国家之大务,莫大于恤民”,“第一是民事为重”,要“爱养民力”,“宁过于予民,不可过于取民”。认为“平易近民,为政之本”。朱熹主张“正君心”、限“君权”。他认为统治者要按照社会发展规律和原则治理国家,按“天理”治理国家,反对漠视民众,不顾民众疾苦。他继承孔子、荀子“欲而不贪”,“以道制欲”的思想,主张“存天理、灭人欲”。他当面指责南宋昏庸皇帝“天理有未纯”、“人欲有未尽”。有学者指出,朱熹主张“存天理,灭人欲”,是把“人欲”纳入“天理”的范畴,认为人的正常的合理的要求和欲望是完全正当的,是符合规律的,是完全合天理的。他反对的“人欲”仅仅是昏君和贪官污吏伤天害理的私欲的过度膨胀,是反国家反社会反人类的私欲。这与当年沈继祖等诬陷朱熹,以及后人歪曲并一再强加给他,认为是“压抑人性”、“禁欲主义”的说法是大相径庭的。当然,这里并不排除封建统治阶级借用朱熹的说法压迫人民,但这不是朱熹思想的本意。10历史事实是,在朱熹思想熏陶下,出现了一批爱国爱民、公而忘私、清廉正直、勤政务实的官员,历史上称为“清官”。他们为了民众和国家利益,敢于冒犯虎威,指责皇帝错误。11

朱熹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明天理”,在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认为宋朝政局所以颓败,根本问题在于教育。当时,“老佛之宫遍满天下,大郡至逾千计,小郡亦或不下数十。至于学校,则一郡一县仅一置焉”。“比年以来,师道陵夷,讲论废息”;“风俗日敝、人才日衰”。他认为,当时“科举之弊极矣”,科举取士,不仅使许多有真才实学者被排斥在外,而且“近年翻弄得鬼怪百出,都无诚实正当意思,一味穿穴旁支曲径”。他先后创办了同安县学、紫阳书院、竹林精舍、考亭书院,还修复了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制定了著名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他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培育人才,使之“明义理”、“明人伦”,“去其气质之偏,物欲之蔽,以复其性,以尽其伦而后已焉”,12使人的善性发挥出来,使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而推之以至于齐家、治国”。在教育实践中,朱熹强调学生“事事都用你自去理会、自去体察、自去涵养”,提倡“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笃行之”;在博学、多问、多闻的基础上深入思考,明辨是非;强调学而行、知而行。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朱熹继承二程,又兼采众说,“综罗百代”。他和谐地吸收佛、道思想精华,并加以融会贯通。朱熹思想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上看,都超过了前人,他是对儒学思想系统的、创造性的总结和升华。贺麟先生认为,朱熹理学思想的真精神是“进取不挠”。美国学者陈荣捷从哲学、教育、历史、文学、自然科学等十个方面总结朱熹的创新。仅《四书集注》就有175处创新。在朱熹之前,《诗》、《书》、《礼》、《易》、《春秋》“五经”被认为是思想学术权威著作。朱熹在深入研究之后,对“五经”提出质疑,认为“五经”不能准确代表儒家思想,也不尽切合时代的要求。他将《论语》、《孟子》以及《礼记》中的二篇短文《大学》、《中庸》合为“四书”,认为“四书”才真正代表孔孟的基本思想。朱熹又用极大的精力注释“四书”,由此构筑儒家完整而精致的理论体系,使零散的儒家经典有了精确的选本,并加以“集注”,使中国古代文化以“四书”为骨干,形成完整的思想体系。朱熹说“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定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13
朱熹对中国文化的哲学、政治学、经学、伦理学、历史学、文学、教育学等各个领域,都作了全面系统的梳理总结和创新,形成以“理”为理论基石和核心,以忧国爱民为归旨,以会通创新为基本方法,以进取不挠为动力,以格物致知、沉潜精思为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以正心诚意、止于至善为价值目标的文化精神框架。“继绝学,绍道统”,在中国学术思想上确立以儒学为中心,儒、佛、道三位一体的文化构架,构筑起民族赖以安身立命的精神文化家园。他的思想“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14

闽浙赣湘武夷山一带“道南理窟”的形成,顺应了中国古代社会于唐宋间由前期向后期过渡,政治、经济、文化重心由北方向南方转移的趋势。福建及南方诸省学者在闽浙赣湘之武夷山一带形成中国文化重心,使中国文化主体的儒学,其重心由北方转向南方。

福建区域文化对河洛文化的承接和创新,闽浙赣湘武夷山一带“道南理窟”的形成,最终实现了国家政治、经济、文化重心的完整南移。“道南理窟”的形成,具有深刻的经济文化背景。
一、福建区域经济文化的繁荣创造了承接学术文化“道南”的空间。

福建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这里三面环山,一面临海。自古以来,大规模战事少。境内溪河纵横,土地肥沃。北宋李纲称之为“桃花源”,很适宜中原人士迁移定居。福建固有文化源远流长,文化的主体是中原文化。考古证明,早在旧石器时代,这里就有人类居住。并创造了有福建特色的万寿岩文化、昙石山文化、武夷山悬棺文化、闽越文化等。中原战乱,锦绣中州变成瓦砾之场,只有闽浙远离战争,受祸较轻,所以到了宋统一,经济文化能迅速恢复发展。两宋之际“靖康之乱,中原涂炭,衣冠人物,萃于东南”15,为福建创造了良好条件。“宋自濂溪诸君子出,东接其传于邹鲁,而南及濒海之闽,而后中原文献,十九在闽”。16

从经济发展方面看,制陶业、纺织业、造船业发展迅速,大量北方农民、工匠南迁福建,带来先进技术和经验,进一步促进农业、手工业发展。当时福建,“水无涓滴不为用,山到崔嵬犹力耕”。陂坝、水碓、水车灌溉田地普及。制陶业、制茶业、纺织业、印刷业、商业都有很大发展。海外交通也蓬勃发展起来。正如张宋《毗陵集》卷六载:“惟若瓯越险远之地,为今东南全盛之邦”。

从学术文化发展看,已改变了过去闽人不知学的状况。宋代福建出了一大批优秀人物,如蔡襄、苏颂、李纲、杨亿、刘克庄、郑樵、柳永、袁枢、宋慈、魏庆之、严羽、祝穆等。在科技、史学、文学、书法、法医学、地理学等方面作出突出贡献。“冠带诗书、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17福建刻书业始于五代,鼎盛于宋元明时期。宋代建阳麻沙书坊,印刷户数千户,刻书种类数以千计,号称“图书之府”,“比屋皆鬻书籍”。为全国三大印刷中心之一,其书畅销全国,延续七百多年。

二、学术文化争鸣,为“道南理窟”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环境。
学术争鸣是学术发展的“源头活水”,是学术文化承接与创新的必要条件。自唐以来,福建学人保持了良好的学术文化传统,从北宋时期二程学说进入闽浙赣地区,进入福建,同样伴随着学术争鸣,伴随着学派之间的争辩和交流。杨时、游酢、罗从彦、李纲、朱熹都倡导学术争鸣,倡导师友、学生切磋。尤其是朱熹在完成学术体系的过程中,鼓励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他认为“大疑则可大进”,主张“以众说互相诘难,而求其理之所安,以考其是非”,18朱熹积极倡导讲学讲论之风,延请不同思想不同观点之学者致辞争论、切磋讲评。朱熹不仅在省内开展学术争论,还远涉湖南、江西、浙江。与湖湘学派的张栻进行会讲,与浙东婺东学派、永康学派的辩论,与永嘉学派、与象山学派等都有论争,特别著名的是朱熹与陆九渊举行“鹅湖之会”。正是有了这种自由的学术研讨和争鸣为福建区域文化创新创造了必要条件。

三、书院的普遍设立,为“道南理窟”奠定人才基础。
早在唐代,福建就开始设立书院,如黄峭在邵武设立和平书院,培养学子。宋代,福建书院迅速发展。南平于北宋天圣三年(1025年)创办州学,“独先于天下”。杨时、游酢、罗从彦都致力于授徒讲学。朱熹的一生是讲学的一生。他创立武夷精舍、竹林精舍、寒泉精舍、沧州精舍(考亭书院)等,与朱熹有关的学院达28所之多。培养学生可考者511人(其中福建171人,江西81人,安徽14人,浙江76人,湖南31人,江苏、四川、湖北、广东、河南、山西等地138人)是汉代以来经师授徒人数最多的。据明代《八闽通志》等书记载,福建在宋代创建书院60多所。有人统计,福建进士,北宋2393人,南宋4362人,其中状元22人,总数约占全国五分之一。如建安县(今建瓯)在宋代有进士994人,闽县(今福州)694人,晋江703人,莆田与仙游1000多人。福建科举兴盛,成为“才子之乡”,正是由于书院的广泛设立,文化教育的普及。

四、学术领军人物和大儒的产生,是“道南理窟”形成的主要标志。
宋初,福建就有一批学者,研究儒学,陈襄等被称为“海滨四先生”。尤其是朱熹,一生述著宏富,成为一代大儒。中国孔子基金会常务副会长宫达非认为,“朱熹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学识渊博,影响最深远的一位哲人,是他‘绍道统,立人极’,使孔子学说重新获得生机,焕发出新的光彩”。著名中国思想史专家蔡尚思教授指出,“朱子是中国文化史上最有地位的人物之一,在中国文化史、传统思想史、教育史和礼教史上,影响最大的,前推孔子,后推朱熹。在中国经学史上,朱熹集宋代经学之大成。在中国理学史上,朱熹集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及邵雍之大成;在中国学术史上,朱熹的博学超过了任何前人。在中国著述史上,朱熹的著述比之前人也是最多的一个。在中国文庙(孔庙)史上,汉后有那么多的先儒、先贤,但被封建王朝列入‘十哲’之内者,朱熹是独一无二的。”19他认为,在福建文化史上朱熹的影响至深至广。福建被称为“海滨邹鲁”、“理学名邦”都是与朱熹分不开的。他作诗云:“东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深刻阐述孔子与朱熹的儒学传承关系。费孝通认为,“朱子在元明清成为一代儒宗。闽学后来居上,于元明清居主导地位”。20台湾钱穆先生认为“在中国历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此两人,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及中国文化史上发出莫大声光,留下莫大影响。旷观全史,恐无第三人堪与伦比”。21朱熹的弟子黄干、陈淳、真德秀、蔡沈等被称为“闽学干城”他们对朱熹的思想,有继承,有完善,有发展。儒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四书》中。朱熹及其子弟都十分推崇《四书》。朱熹用毕生精力注译《四书》,直至临终前还在修订《四书》。据统计,闽学学者关于《四书》的著作达150多种,如黄干的《论语通释》,陈淳的《四书性理字义》,真德秀的《四书集编》、《大学衍义》,李光地的《大学古本说》、《中庸章段》,熊禾的《四书集疏》、《四书标题》。朱熹弟子中有著作者68人。从从祀孔庙人物来看,自春秋至清宣统三年(1911年),从祀孔庙者152人。其中孔门弟子77人,生于宋朝之前者31人,之后者44人。在宋朝之后44人中,闽浙赣湘26人(福建13人,约占三分之一;浙江6人;江西5人;湖南2人)。福建13人是:李纲、胡安国、游酢、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黄干、蔡沈、陈淳、真德秀、蔡清、黄道周。以上13人,都是理学家,都与朱熹、闽学有关系。其中武夷山地区占10人,为宋代理学家从祀孔庙人数最多的地区。《宋史》中《道学》《儒林传》列福建17人,居诸省第一。《宋元学案》92个学案,其中福建学者列17个,占五分之一。正是这样一大批学术领军人物聚集于福建,聚集于以武夷山为中心的闽浙赣地区,闽学在元代从一个地域性的学说逐步北移,成为主流意识形态。闽学的思想精华深深地融铸于中华民族精神之中,成为民族安身立命的根基石。尔后走出国门,成为朝鲜、日本、越南等国长期的统治思想,并形成韩国退溪学、日本朱子学,成为“东方文明的表征”,对西方社会产生影响。
注释:
1《龟山先生年谱》。
2《朱子文集》,第344页,台湾德实古籍丛2000年版,转引高令印:《游酢评传》。
3《宋元学案·武夷学案》。
4高令印、陈其芳:《福建朱子学·序》,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
5董天工:《武夷山志》序。
6董天工:《武夷山志》卷5。
7《朱子语类》卷52。
8《朱子文集》卷67。
9朱熹:《楚辞集注》卷3。
10衷尔钜:《朱熹“存理灭欲”论平议》,《朱子研究》2004年第1期。
11徐晓望:《论朱熹与清官性格的塑造》,载于《朱子学与21世纪》,三秦出版社2001年11月版。
12《朱子文集》卷15。
13朱熹:《个学·纲领》(《朱子语类》卷14)。
14《宋元学案》卷48。
15朱熹:《晦庵文集》卷83。
16明·耿定力:《重建朱文公词记》。
17洪迈:《容斋四笔》,卷5。
18《朱子文集》卷74。
19《闽学研究丛书·序》,上海三联出版社1989年版。
20《福建日报》2000年9月6日。
21《朱子新学案》。
(发表日期:2006年11月7日   出处:《福建论坛》2006.2   作者:马照南   作者单位: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福建 福州 35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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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webmaster
这个作者貌似有点懒,什么都没有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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