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时故里探源

杨时是宋代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思想家,其故里是南剑镛州县北之龟山(今将乐县北龙池村)。从宋至今的官方史料和民间谱牒都充分证明了这一事实。然而,自明成化六年开始,明溪县根据明洪武十八年(1385年),明溪龙湖村杨氏后裔杨均政在《龟山公家谱序》中编造的一个“南迁三湖”神话传说,说杨时的祖辈迁居龙湖,由此得出杨时的故里在龙湖。究竟杨时的故里是在今天的将乐龙池,还是在明溪的龙湖?我们从宋代的史料、杨时自己的诗文、历代官方的志书、杨时及上世代祖的墓葬以及杨氏家族的谱牒来回答这个问题。

杨时故里探源

邓天才

 

杨时,字行可,后改字中立,号龟山,官至龙图阁直学士,卒谥文靖。宋仁宗皇佑五年(1053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生于南剑镛州县北之龟山(龙池),卒于南宋高宗绍兴五年(1135年)四月二十四日,享年83岁,葬于将乐水南乌石坑。

杨时的故里在将乐,这在明成化六年(1470年)归化县(今明溪县)成立之前,一点异议都没有。明万历年间,将乐和归化(明溪县)开始发生杨时故里之争,至今已有数百年。数百年的争执中,各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甚至是两地越争越复杂,旁观者越看越疑惑。

杨时故里究竟是在将乐县北的龙池还是在归化县的龙湖,不同声音总是不绝于耳,有的甚至扰人视听。

杨时的故里真的就那么真伪难辨吗?杨时的出生地仅有一个,究竟在哪里呢?本文试对这一问题从有关的史料,杨时的诗文以及谱牒实物等方面做一个探究。

 

 

杨时生活的年代距今已近千年,时过境迁,物是人非,杨时当年的许多原始资料和文物已经随时间的流逝不复存在。但作为一个历史名人,一名学者、教育家,杨时留下了许多的文章和论著,与他同代的人对此也有记载和描述。因此,宋代有关杨时的文章、碑刻,就成了证明杨时故里最直接最原始的第一手史料,也是最直接最有力的史证。

将乐县北龙池和明溪龙湖两地南北相向,相距百余里,如果不是别有用心,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弄出南辕北辙的事情来的。杨时的故里究竟是在将乐县北的龙池,还是在明溪县东的龙湖?请看宋代人是怎么说的——

 

1、宋朝中书舍人兼侍讲、直学士、史馆编修吕本中在《杨龟山先生行状》中说:“先生讳时,字中立,姓杨氏,世居南剑将乐县北之龟山。”

 

吕本中是何许人?吕本中是杨时的学生,还是宋朝的中书舍人兼侍讲、直学士、史馆编修,是一个非常了解杨时的宋代人。

南宋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杨时病逝。杨时的几个学生吕本中,应杨时的儿子之请,为老师杨时写了一篇行状。

古时的行状相当于现在的悼词,是生者对逝者生平的盖棺定论,是不能随便乱写的,也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写的。杨时的儿子请吕本中为自己的父亲写行状是慎重的,也是合情合理的。吕本中为先生杨时写行状可以说是最合适的人选之一。

吕本中在这篇《杨龟山先生行状》的开篇就写道:“先生讳时,字中立,姓杨氏,世居南剑将乐县北之龟山。”开明宗义,准确无误地道出了先生的“世居地”—— 南剑将乐县北之龟山。

作为杨时的学生和朝廷史馆编修的吕本中,他当然清楚先生杨时的家是在将乐县城之北,还是在县城之南的。而且在《杨龟山行状》的篇尾,吕本中还交代了写行状的原由:“今先生既没,其子属本中叙次本末,将求世之君子,论其大概,而铭诸墓,义不得辞也。”

吕本中写好这篇《杨龟山先生行状》后,杨时的儿子拿着它,去请曾任宋朝猷阁侍制提举、万寿观兼侍讲的胡安国写墓志铭。胡安国撰写的《杨文靖公墓志铭》中有明确的记载:“既没渝年,诸孤以右史吕本中所次行状来请铭。”不仅如此,明正德沈晖刊本《龟山先生文靖杨公全集》卷首和明弘治宜兴刊本《龟山杨文靖公集》卷首都收入了这篇行状。将乐县蛟湖、光明、福山、杏溪等地的《杨氏族谱》以及明溪县龙湖村的《宏农杨氏房谱》也都收录了此行状。

这一切都说明,吕本中当年写的这篇行状其内容是真实可信的,是世人所公认的,也是各地杨氏宗亲所公认的!

杨时世居将乐县北之龟山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杨时同代人的证人证词予以了证明,不是后人的所谓考证能篡改的!

 

2、南宋将乐知县黄去疾在编订首部《龟山先生文靖杨公年谱》中说道:“公讳时,字中立,世居南剑将乐县北之龟山。”

 

南宋咸淳六年,也就是在杨时逝世后的第135年,将乐知县黄去疾编订了《龟山先生文靖杨公年谱》。黄去疾在其编订的《龟山先生文靖杨公年谱》首句就写道:“公讳时,字中立,世居南剑将乐县北之龟山。”

黄去疾在这部年谱的序言中写道:“访故家,得写本,因订其纪年,增补其书文。”这说明黄去疾在编写这部年谱时,是去访问了杨时家族的。此时离杨时逝世135年,而且黄去疾还得到了杨时家族编的有关杨时生平的写本《龟山纪年》。

从宋代的史料中,我们不难看出,无论是杨时家人请吕本中写的行状,还是当时官方将乐县令黄弃疾为杨时编订的年谱,讲到杨时的故里,都是“世居南剑将乐县北之龟山”。

 

3、南宋礼部尚书冯梦得在给度宗皇帝的奏疏——《奏立龟山书院疏》中说:“乞创书院于龟山旧宅之右”。

 

北宋徽宗政和五年(公元1115年),杨时应将乐县城北郊封山资圣院僧人永璘的请求,写了《资圣院记》。杨时在文中写道:“居数日,过其门,而寝庑殿宇完洁,无一不可喜者。”这说明,杨时的家不仅离资圣院很近,而且他还十分喜爱这个清净的去处。

关于杨时的这种说法,还可以从南宋礼部尚书冯梦得和当时的将乐县令黄去疾那里得到印证。

南宋咸淳二年宋朝礼部尚书冯梦得在给度宗皇帝的奏疏《奏立龟山书院疏》中明确提出:“乞创书院于龟山旧宅之右”。度宗皇帝准奏后,由当时的将乐县令黄去疾主建龟山书院。在黄去疾编订的《龟山先生文靖杨公年谱》记载了这件事:“始即资圣院左拓地而创书院。”这说明,杨时的住宅和资圣院是一左一右的邻居。

以上宋代人的种种说法,都充分证明了杨时的故里在将乐县北,其“世居南剑将乐县北之龟山”的说法不是今人的空穴来风,而是杨时故里最原始最有力最直接的铁证,是今人无法作假的,也是后人无法篡改的。

 

 

作家绿笙说:“对于任何一个文人来说,出生成长的故里永远是他心中一个割舍不断的情结,是他思想成熟的一个不可脱离的精神家园。”那么,杨时是如何把自己对家乡的爱倾注在笔端下,把自己对家乡友人的思念倾注在诗文里呢?那么,杨时笔下的故里是在将乐县北龙池,还是在明溪龙湖呢?请看杨时那流传后世的一首首一篇篇情真意切感人肺腑的诗文就知道了。

 

1、    杨时回忆老师的诗文

 

政和五年乙未,63岁的杨时从毗陵回家乡休假,应含云寺最有名望的住持肖庆真大师的徒弟惟觉的要求,为真师遗像撰写了《含云寺真祠遗像记》。

含云寺今仍存,离杨时的故居将乐龙池不足两里地。

杨时在《含云寺真祠遗像记》中这样写道:“政和乙未(1115),予适自毗陵回固丘,其徒惟觉诣予,求文为记。”

“予与真师游非一日矣。是时,予尚幼,方肄业为科举之文,挟策读书,穷日夜之功,为进取计,盖未知有亡羊之忧也。师每曳锡过堂下,释椎凿而议之数矣,予亦莫知省也。然见其神宇泰定,不以世累樱其心,虽未能尽知其所有,亦窃意其非凡僧也。比予年加渐长,知为学之力,听其言,考其所知,益信其贤,而予已出仕矣,始恨不得相从复如昔日也。”

文中清楚地交代了杨时写这篇记的时间、地点和原因。直接点明了自己“回固丘”,即故乡——将乐县北龙池。详尽记录了杨时与老师交往的情景。写这篇文章的时侯,杨时已经63岁,当他回忆起自己幼年时期和庆真大师在含云寺读书交往的情景,却是饱含深情历历在目的。

不仅如此,在庆真禅师逝世十年后,杨时还写了一首《含云晚归寄真师》的诗,表达了自己对庆真禅师的无限怀念之情。

每扣禅关即晚归,尘中回首万缘非。

不愁幻翳迷心地,且听潮音振祖衣。

归路往来无别径,夜光清澈有余辉。

虎溪旧社知重约,陶令如今已息机。

从杨时写的《杨希旦文集序》中,我们还可以知道,杨时在将乐读书时,还有一位先生叫杨希旦。

“先生讳某,字希旦,延平将乐人也。自小以文行知名,累举不第,抱负其器,退老于家,以诗书自娱。其为人敦朴夷易,不事表儤,然有长者风度,乡党称其行焉。

先生即没,逾十年,其子循道始集其遗文数百篇,属予为序。予告知曰:‘士以一言轻重,足以信今传后,唯有德者能之。予和敢当?然幼尝得侍先生闲燕,其善言仪行,固已沃闻习见之矣……予虽不肖,其可敢辞?’”

谦恭内敛的杨时,本想拒绝先生家人的请求,但想到从小受先生的教诲,想到先生杨希旦的高尚情操和儒雅的言行举止,杨时被深深地感动了,于是他怀着崇敬的心情为先生的文集作了这篇序。

 

2、杨时《含云书事六绝句》是对自己少年读书处——将乐含云寺的亲身经历与体会的真情描述。

 

其一

兽駭禽鸣翳蔚中,难将此意问鸿蒙。

萦回小径苍苔滑,杖履从今恐不通。

其二

北山山下一渔翁,行解心凝骨已融。

支枕睡余人寂寂,一轩明月蒲窗风。

其三

山前咫尺市朝赊,垣屋萧条似隐家。

过客不须携吹鼓,野塘终日有蛙鸣。

其四

夹屋青松长数围,午风摇影舞僛僛。

幽禽叶底鸣相应,时引残声过别枝。

其五

竹间幽径草成围,藜杖穿云翠蒲衣。

石上坐忘惊觉晚,山前明月伴人归。

其六

碟梦轻扬一室空,梦回谁识此身同。

窗前月冷松阴碎,一枕溪声半夜风。

含云山不仅是杨时少年的读书处,还是他日后的讲学处。杨时四十八岁在含云山读书楼讲学时,还作了一首《读书含云示学者》的诗:

此日不再得,颓波注扶桑。

跹跹黄小群,毛发忽已苍。

愿言媚学子,共惜此时光。

术业贵及时,勉之在青阳。

……

鸡犬犹知寻,自弃良可伤。

欲为君子儒,勿为吾言狂。

 

杨时对故乡的殷殷之情溢于言表,他对自己的学生所给予的厚望感人至深。

 

3、杨时诗文中的同学

 

“……吾于安礼有平生之旧,朋友之恩,非一朝燕好也。自幼学以至成人,十余年间,出处语默,无一不同者……君姓蔡,讳元方,安礼其字也,南剑将乐人……熙宁九年同进士出身……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卞山之麓(将乐城西五马山第五峰)。”

这是杨时为同窗好友,家居将乐县城的蔡安礼写的墓志铭《蔡奉议墓志铭》,他们情同手足的同窗之情非同一般。他们小时候都在将乐县城读书,直至同年考取进士,他们之间的交往和友谊还可以从杨时写的另两首诗中看出来。

其一《席上别蔡安礼》

故里相看眼暂明,一樽聊此话平生。

杜陵早被微官缚,元亮今为世网樱。

长路关山吾北去,春风梅岭子南征。

结邻莫负当时约,早晚沧浪共濯缨。

当时,杨时即将赴调,而安礼由福州怀安主簿调任惠州博罗县令,故乡此一别,俩人即将一南一北,天各一方。两位老友在故乡开怀畅饮,互诉衷肠,希望终有一天能够实现儿时的约定,共同回归故乡过着恬淡的田园生活。杨时在诗中提到了“故里”,而这“故里”当然就是将乐了。

其二《送蔡安礼诗》

眷言与君违,寤寐念往昔。

结欢自童稚,分比胶投漆。

……

足见杨时从小到大都是生活在将乐的,而两小无猜的家乡故交蔡安礼更是杨时一生的记忆。除了这两首诗之外,杨时还写了《安礼以宏词见勉,因成绝句奉寄》、《次3韵安礼见寄》等诗,可见杨时和蔡安礼之间友谊非同寻常。

除了蔡安礼,杨时对曾在将乐县城西,杨希旦办的私塾——“西斋”,一起学习的诸友,同样是恋恋不忘——

《别西斋诸友》

浮云如积酥,凉飚劲絃疾。

溶溶渺天末,飘忽易相失。

悬弧四方志,瓠系非予匹。

平生结欢久,如愿胶投漆。

别离伤素怀,此身任萍迹。

 

4、杨时的故乡情结

 

元丰三年(1079)庚申,28岁的杨时赴调徐州,离开了生他养他的家乡将乐,踏上了北去的仕途之路。此时,百感交集的杨时写下了《离家作》诗二首:

其一

败叶辞故枝,惊飚送微雨。

田庐向收获,城中亟完补。

游子欲何之?道路修且阻。

俛首谢田父,予生厌羁旅。

其二

胡雁依朔风,群飞逐南翔。

游子方北征,朔风吹我裳。

揽辔望云间,夜色正苍苍。

空羡南归翼,幽怀增感伤。

秋风瑟瑟,秋雨淅沥,胡雁南飞,游子北征。“予生厌羁旅”的杨时把对故乡的眷念和离家的乡愁统统倾注在笔端。从中不难看出杨时对故土是多么的情深和眷念。

 

5、杨时《与李提刑书》是最直接的正面的如山铁证。

 

杨时在《与李提刑书》写道“某闲居,不当僭议及此。然明溪与敝乡接壤,一有警,则朝发而暮至。累年避盗流徙,无一日得安其居,今方少宁,万一或致生事,则敝乡先被其害,故辄以浼闻。”杨时在此说的“明溪与敝乡接壤”,“明溪”,即宋代清流县归上里的明溪驿(明溪寨、明溪镇),现在的明溪县城。这是无可争辩的。而杨时在此说的“敝乡”就是杨时的故乡(故里)宋代将乐县北的龙池,这也是无可争辩的。那么,以杨时的原话“明溪与敝乡接壤”之“接壤”这块试金石来检验,龙湖村距明溪仅10公里,根本不需“一有警,则朝发而暮至。”这“敝乡”很显然是指远离明溪驿110余里的将乐县北龙池村!因为只有从将乐县北的龙池到相隔百里之外的明溪驿,才需“朝发而暮至”。

 

一个人对故乡的记忆是深刻的,对于一个文化人来说,故乡永远都是他抒写的题材。杨时把他对故乡的深情倾诉在笔端下,为后人留下了一首首优美的诗篇,也为人们寻找他的故里留下一行行的足迹。依据有文字可查的资料,杨时一生在将乐写的就文章就有:《札记解义》、《列子解》、《寄明道先生问》、《春秋》、《与林志宁书》等33部作品。

杨时诗文所说的事实是可以得到佐证的。清康熙年间曾任泰宁县教谕的萧正模有这样的记载:含云寺之左山,龟山先生读书楼故址也。先生以熙宁七年(1074)建是楼,著《札记经解》。越二、三等第,仕州县。又二十六年,讲学其地,著《此日不再得》诗示读书同学,则先生年七十九矣。盖先生德气早成,而得所依归,遂窥道奥。及其行道济时,更思觉世之后觉者,于此楼及始终不忘矣。余固以世相值,居相近,窃附于先生而年至五十,大道无闻,望先生著《经解》此楼时,已若天人之隔。而后此二、三十年,又无论已,顾未能而愿学。时经其故址,想其所谓‘松阴满地’、‘一枕溪声’者,为低徊不能去,湲嘱丹青者,绘其地,置余小影其中,此如曹交未能求道,而较量于形体尺寸间,欲一望前贤之肩背,不足当其鞭策,徒资一笑而已。”

作家绿笙在《龙湖——“闽学鼻祖”杨时的故里》里说:“少年杨时是龙湖这个偏僻之地是如何打下了一个理学大家的品学根基呢?……他自幼聪颖,……曾在凤凰岩和东侍郎书院读书。……龙湖的山水、人文地理对杨时一生的成长一定起着巨大的作用。”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在杨时留下的众多诗文里竟然没有一首诗文写到对他“一生的成长一定起着巨大的作用”凤凰岩!这有可能吗?这只能说明两个问题,一是杨时少年的时候,根本没有在什么凤凰岩和东侍郎书院呆过,更没有在哪儿上过学,读过书!二是“一直没有真正读懂理学大家杨时的语言”的作家绿笙先生说少年杨时曾在“凤凰岩和东侍郎书院读书”是不符合历史客观事实的。

 

 

不仅是杨时同代的人,还是杨时自己都证明——杨时的故里在将乐县北之龙池,而且,从宋代到明清的官方的志书也都证明杨时的故里是将乐县北的龙池,而不是明溪的龙湖。

 

1、编纂于明成化乙巳至弘治乙酉(1485—1489)的《八闽通志》是福建省现有的最早的全省性地方志。编纂者为莆田人黄仲昭,明成化丙戌进士,官居翰林院庶吉士、编修。他熟悉经史,博览群书,被称为“修志专家”。《八闽通志》编撰的时候,归化已建县十多年了(明成化六年〈1470年〉,分将乐的中和、兴善二都,隶汀州归化县,即今明溪县),此志地理卷将乐“龟山”条目中载:“龟山,实封山之支峰,其状如龟。宋杨时世居山之下,因以为号。今有书院在焉。”

 

2、现藏于宁波天一阁的明嘉靖四年《延平府志》刻本在地理卷将乐“龟山”条目所内容与《八闽通志》相同。

 

3、修纂于明弘治十八年(1506)的《将乐县志》,卷一《地理·山川》、明崇祯二年《闽书》卷十八《方域志》、明嘉靖二十三年《福建通志》、清乾隆三十年《延平府志》卷二等记载将乐县北龟山时,都有“宋杨时(杨龟山、杨文靖)世居其下”的记载。

 

4、明溪旧志中,最早的一部是明正德年间的《归化县志》。此志修纂者为归化知县杨缙。当时,新建的归化县是由清流、宁化、沙县、将乐四县各划一部分土地组成的。这些地方“各去县治甚远,山岭险恶,其民梗化顽法……”(明正德《归化县志》卷一)。为励精图治,改变这种落后状况,需要拿出鼓舞人、规范人的精神支柱。于是,在修志时,“乎邻邑清宁将沙人物言行表表彰著,本县新置间于其中,地其地也,人其人也,而独无焉。是何丰于彼而啬于此耶,噫非天之降才尔殊所未详其向焉。为彼而今则隶此者(如鲁氏,宁化柳杨人,烈女,今兮隶本县是也)皆未可知也。”

杨缙在《归化县新创六贤、明宦祠堂序》中说:“如龟山杨时公者,其世系将乐,彼固有祠以祭矣。吾治有里曰兴善、中和原由将乐分拨,其间杨公之遗祠故基、族派俱存,故为杨公立祠以祭者,良有所自,非馅也。”便承认杨时“世系将乐,彼固有祠以祭”,而原由将乐分拨的兴善、中和二里仅有杨时的“遗祠故基”及其“族派”,并发出“若夫豫章之裔、龟山之族,固皆典籍可征者,然皆不能道其先世事,亦可概也。”的感叹。此志中没有写杨时生在龙湖,没有把杨时列入人物卷,也没有写龙湖有落星穴与德星坊。对归化县龟山的记载是“在县东五里,又一在石衍溪侧”。这些都说明了当时的编纂者还是比较客观的。

 

 

古人主张:“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落叶归根、魂归故里,这是历代中国人的传统思想。将乐客家人,死后都要就近葬在故乡,入土为安。杨时上四代直系祖墓地均在将乐县北龙池溪畔,这是考证杨时“世居县北之龟山”的重要文物,也是无法篡改的铁证。

 

根据将乐多部杨氏族谱记载:“入镛杨氏从第一代至第五代(杨时),……葬地分别是——子江(一代)葬光明东岭头(现将乐西光明乡,至今墓还保护完好),胜达(二代)葬永吉株林内(今属光明乡),杨明(三代)葬永吉都金顶山,杨埴(四代)葬邑北封山下龙池团金钗形,杨时葬水南乌石山。”(引自闽学研究丛书《朱熹与闽学渊源》第98页)

 

1, 杨荣墓

 

杨时四代祖、入闽始祖杨荣葬宋代将乐县永吉里衢坊都岭路顶(今将乐县光明乡光明村下墟自然村东岭路顶)。此墓经多次修葺,现仍存。

杨荣,字子江,生于唐僖宗中和四年(884年)。南唐升元三年(938年)登进士,授将乐县司户。当年,他携家到将乐赴任。第二年(939年),“秩满遭时乱,中州路阻”,遂“占籍治北龙池” 。病逝后,葬在距县北龟山、龙池溪畔不到9公里的永吉里衢坊都岭路顶。对此,各地杨时后裔的族谱(房谱)世系录对杨荣任将乐司户期满后,占籍将乐县北龟山和葬于永吉里衢坊都岭都有记载。清代将乐县南口乡蛟湖村《宏农杨氏族谱》和明溪县龙湖村《宏农杨氏房谱》还载有光明都岭杨荣墓图及解说词,该墓图与现存的杨荣墓完全吻合。

2、杨胜达墓

杨时曾祖父杨胜达墓葬将乐县永吉里衢坊都岭其父杨荣墓左前侧。

杨胜达是杨荣的长子。他随父亲杨荣来到将乐,定居县北龟山,生有5个儿子,即延、同、明、丰、昭。杨胜达病逝后,葬在他父亲杨荣墓左前侧。各地杨氏族谱(房谱)的世系录对此均有记载,而且这些记载与现存杨胜达墓旧址相吻合。

3、杨明墓

杨时祖父杨明墓葬将乐县永吉里<今将乐县光明乡永吉村坑头自然村>金顶山腰。

杨明是杨胜达第三子,原妣萧氏,继妣朱氏,生有5个儿子,即基、谊、宣、埴、益。他始终居将乐县城北郊龙池龟山,病逝后葬将乐县永吉里金顶山。此山位于将乐县光明乡永吉村坑头自然村与古镛镇张公村当溪自然村(元代为将乐县龙池团辖地,明代属龙池都)交界处。杨明墓距将乐县北龟山仅4公里,龙池溪流经墓前山脚。此墓经几次修葺,现仍存。对杨明,各地大多数杨时后裔的族谱均有明确记载:“居镛北龙池杉田”,“仍居旧里”,“殁葬西乡永吉金顶山。”

4、杨埴墓

杨时父亲杨埴墓葬将乐县城北郊龟山北面封山贯排。1987年迁葬水南镇渡头村乌石山杨时墓左侧山腰。

杨埴是杨明第四个儿子,生于宋仁宗天圣六年(1027年),他始终居将乐县北龟山。娶陈氏,继娶廖氏,生二子,即时、曦。宋元祐五年(1090年)十月他病逝家中,享年63岁,葬将乐县城北郊龟山北面的封山贯排。龙池溪经墓前山脚向东注入金溪。

1987年,县城北郊龙池居民新村已扩建到杨埴墓旁。杨时嫡裔杨桃芳等人牵头,把此墓迁到距县城一里多的水南乌石山杨时墓左侧山腰。

宋代至民国时期,各地绝大多数杨时后裔编修的族谱都明确记载,杨埴居“邑北龙池杉田”,“葬邑北龟山之阴。”

5、杨时墓

杨时墓在今将乐县水南镇渡头村乌石山腰。

杨时于北宋皇祐五年(1053年)出生在将乐县城北郊龙池龟山脚,字中立,号龟山。他于宋熙宁九年(1076年)登第徐铎榜进士,先后任23个官职,官至工部侍郎、龙图阁直学士。娶余氏,生5个儿子皆为进士出身。南宋高宗绍兴五年(1135年)三月十五日,杨时与诸友到离将乐县城一里许金溪南岸的水南乌石山勘定自己的墓地。当年四月二十四日,杨时病逝将乐县北龟山家中,十月二十二日葬将乐县水南乌石山腰。明成化六年(1470年),分巡副使何乔新受都御史滕昭之命,重修杨时墓。明弘治七年,将乐知县陈大经在杨时墓左建飨堂3间和左右廊房、后堂3间及庖福之所。1985年,该墓被定为省、县两级文物保护单位,县政府拨款修葺墓地。

对杨时墓址,宋朝胡安国在为杨时写的墓志铭和南宋绍定年间王象之编著的《舆地记胜》均有记载。南宋至清代编订的5部杨时年谱和各地杨时后裔编修的族谱(房谱)的记载与现存杨时墓地也完全一致。

明溪的吴西全先生曾撰文说:“五代人坟地分四处,这才是铁证。”以此来证明杨时的故里不在将乐县北之龙池。如果说杨时及其祖辈五代人的墓葬地都在将乐县北龟山附近都还不足以证明杨时“世居南剑将乐县北之龟山”的话,那么无一处杨时及其上四代直系祖墓葬的明溪龙湖,又怎能说杨时的故里在明溪龙湖呢?

 

 

作为一代理学大师,杨时为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所推崇,生前死后都获得了许多的殊荣。从所赐的荣誉和称呼也可反映出杨时生前的贡献和出生地。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对杨时所赐名称都与将乐有关。这是官方最权威的,也是最能证明杨时故里的史证。

1、宋高宗赐“太师、大中大夫”,谥“文靖”。绍兴十二年追封为“吴国公”。

2、咸淳三年(1267年),朝廷下旨在将乐县北龟山杨时旧宅之右建“龟山书院”,宋度宗亲题“龟山书院”匾额,并诏郡县拨田优恤其后代,定每年春秋两季祭祀。

3、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朝廷追封“太师、吴国公”。

4、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明太祖敕将乐知县重修书院。

5、明成化元年(1465年)朝廷敕在延平(今南平)建“道南祠”,祭祀杨时。

6、明弘治八年(1495年)明孝宗追封杨时为“将乐伯”,从祀曲阜孔庙。此时,归化(今明溪)已建县25年。如果杨时是归化人,那朝廷就当封杨时为“归化伯”,而不是“将乐伯”了。

7、明万历十二年(1584年),朝廷敕将乐县拨田153亩供祀杨时。

8、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清圣祖亲题“程氏正宗”赐龟山书院。

如果杨时不是将乐人,那么历代历朝的地方官吏会冒着欺君之罪,去做掉脑袋的事情吗?从宋至清的分封杨时的皇帝统统都是昏君吗?如果是杨时宋代是将乐人,明成化之后是归化(明溪)人,那么归化建县25年后,朝廷为什么不封杨时为“归化伯”,而是封为“将乐伯”呢?

 

综上所述,从宋代的史实,到官方志书的记载;从杨时自己的诗文,到杨时家族的墓葬;从民间谱牒的记录,到朝廷对杨时的追封赏赐。大量的史料从各个方面都充分证明了杨时的故里是在将乐县北之龙池(龟山),而不是距将乐百余里的县南之龙湖。

那么,为什么有人会说杨时的故里在龙湖呢?他们的依据是什么?我们不妨也来看看。因为,真经不怕火练,谁真谁假,比一比就知道了。

 

1、“杨时故里在龙湖”假借宋人之手,在谱牒上做假文章。

从宋代史料看,许多细心的学者翻遍有关史书,也找不到任何有关“杨时故里在龙湖”的任何宋代史证。正史无法造假,所以他们只好在民间谱牒或在传说故事中做做文章了。

正因为如此,清同治九年,龙湖村在杨氏重修《宏农杨氏房谱》的编修者才编造了两个所谓的宋代史料欺骗世人,其用心之良苦,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一是假借宋人游酢之手为杨殖写墓志铭。

清同治九年,归化县龙湖村杨氏重修《宏农杨氏房谱》。该房谱卷四《始祖世系传记》中这样写道:明公之子埴公,乳名五十郎,字永谋,号谊。诰赠正议大夫,在家寝征。承祖遗命“梦三湖则止”,历迁三华蛟湖、池湖、龙湖,遂居焉。妣乃居士蘷公之女陈氏孺人,诰封荣德太君,梦星而孕时公。继妣廖氏孺人,封硕人。公妣合葬龙池,金钗形。生一子 :时。

公承祖梦,柳樊村而亨。天裨其庐,三湖是营。惟忠厚以作财,获圣子以亶明。肇万亿之麟瑞,启千秋之佳祯。振振公姓,振振公族。为人咏之是曩。今诵之之于公,为然乎?以然乎,游定夫撰。”

对杨时家世稍有了解的人都能看出这段文字多处违背史实。

其一人名犯忌。杨埴乳名十郎,这在多部杨氏族谱中都有明确记载,而在这部房谱中却变成了“五十郎”。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杨埴“号谊”,竟然与他的亲二哥杨谊同名!如此拙劣的拼凑真是令人匪夷所思。

其二是杨埴和他夫人陈氏在世时就分别被诰赠正议大夫与荣德太君,这纯粹是子虚乌有的事。杨时还没有出生,他的母亲陈氏就被诰封荣德太君,如此不合朝廷规矩,莫名其妙的记述是当朝命官游酢所为吗?

根据宋朝官员父母亡后赠官的规定,元至正五年(1345年)编纂的《宋史》123卷“职官”目录中有明确记载。杨时父亲杨埴逝世时(1090年),杨时才任虔州司法。按照宋朝赠封礼制的规定,杨时的官职还达不到为他亡父杨埴和此前早已病逝的亡母陈氏分别被诰封为“正议大夫”和“荣德太君”的资历。如果真有诰封,杨时在他父亲杨埴病逝第二年写的《父埴行述》中也应该有所记载。因为父母分别被赠封“正议大夫”和“荣德太君”,是朝廷授予自己父母的崇高荣誉。对杨氏家族这么荣宗耀祖的大事,杨时在《父埴此行述》中能不记载吗?

其三是林海权先生在他的《杨时故里之考辩》中说:“游酢(字定夫)在看了杨时《先君行状》(注:指《父埴行述》一文)之后,为杨埴写了一篇《志铭》。”游酢是当朝命官,对当朝的赠封礼制是十分清楚的。如果游酢看过这篇行述,那么作为宋朝大臣、进士出生的游酢会糊涂到这种地步,写出这种让后人嗤笑的墓志铭来吗?

其实,有些杨氏族谱的世系录也有游酢为杨埴写墓志铭的记载,但都明确记述此铭“已佚”。正因为真铭文“已佚”,失无对证,所以清同治九年龙湖村《宏农杨氏房谱》的编修者才敢如此胆大妄为地假借游酢之手造出这么一篇欺世盗名的假铭文来。遗憾的是,造假者的手段并不高明,连篇累牍的低劣错误,让人一眼就识破了其造假伎俩。

二是假借宋人罗从彦之手为杨殖写墓志铭。

清同治九年归化县龙湖村杨氏重修的《宏农杨氏房谱》卷首记录了宋人罗从彦为杨埴写的碑铭:“昔鸱夷仙,受策计研。强国富家,施有后先。维龙湖公,是以昔贤。小施之家,国则不然,大者以试,义方家传。贻阙子孙,克光于前。成此宅兆,旺气绵绵。刊此铭焉,垂千万年。奉训大夫,罗豫章书。”

我们先看看有关学者的考证,就知道这段文字记载的史料是否真实?

据清康熙年间毛念恃编订的《豫章罗先生年谱》载:“政和二年壬辰(1112年),先生四十一岁,始受学于龟山杨先生门下。”这一年,杨埴逝世已二十二年了。也就是说,二十二年前,罗从彦与杨时素不相识。

厦门大学教授高令印的考证更为详细。据高教授的考证,罗从彦师从杨时一共有四次。第一次是北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年),杨时职事浏阳,被诬告,罢官返乡将乐,在含云寺讲学。罗从彦前往受教,时年29岁。”按照高令印教授的考证,罗从彦开始从学于杨时门下是杨埴死后10年的事。杨埴病逝时,罗从彦年仅19岁,与杨时还不相识。杨时怎么会叫一个素昧平生相隔百里的年轻后生为自己的父亲写碑铭呢?

而且罗从彦在世时根本就没有被授奉训大夫。绍兴二年(1132年),61岁的罗从彦才登特科进士,并被授广东罗博县主薄(宋代为九品官),直至绍兴五年病逝。

由此可以看出,假借罗从彦之手造假的人,是个连罗从彦身世都不了解的人。这种后人冒充宋代人杜撰的东西,也能成为宋代的史证吗?

由此可见,清同治九年归化县龙湖村《宏农杨氏房谱》的编修者之所以要假借与杨时有关系的宋人游酢和罗从彦之名来欺骗世人,是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完全是为“杨时故里在龙湖”一说,凭空捏造出来的所谓“史实”!

 

2、官方志书编修者造假痕迹清晰可见

(1)、关于杨时读书处的记载

 

明溪旧志中第二部是明正德年间的《归化县志》。该县志记载:“凤凰岩,在县正东二十里龙湖市,内有一石,形如雷神。”这里没有任何有关杨时的记载。

明万历四十二年《归化县志》载:“凤凰岩,在县东二十里龙湖市。岩内有石迥翔,展翅状如凤凰。与龟山故里连接,相传为杨龟山先生读书处”。首次把杨时与凤凰岩挂钩,假史初露端倪。

民国31年《明溪县志》则载:“凤凰岩,在龙湖街之右。上有石,形如凤凰,古有庙。杨龟山先生曾读书于此,今其迹不可考。”这里去掉了“相传”,变成了肯定“杨龟山曾读书于此,今其迹不可考。”

从没有任何记载到“相传”再到肯定,明溪县志的编修者们造假的手段毫不掩饰!

 

(2)、关于龟山的记载

 

明正德《归化县志》载:“龟山,在县东五里许,又一在石衍溪侧。”

到了明万历四十二年《归化县志》和民国《明溪县志》则改为“龟山在县东龙湖二十里,形状如龟。宋杨龟山先生灵孕于此,故以自号。旧府、县志载‘石衍溪边者’误。”

由是观之,归化(明溪)县志的编修者,在杨时故里问题上,造假胆量之惊人,真是令人叹为观止。他们不仅能编撰出假史,而且还可以移动一座山!

 

杨时故里龙湖的论断来源于一个传说“南迁三湖”,把传说当史料来证明名人故里是缺乏科学依据的,是站不住脚的。此说的始作俑者就是明溪龙湖村杨氏后裔杨均政写的《龟山公家谱序》。尽管后来又有人编造了类似的传说,但都无法自圆其说,没有任何史料的佐证。

明代,归化县紫云台杨彦在龙湖村后裔杨均政在《龟山公家谱序》中撰文,编造了一个神话传说:“以吾鼻祖言之,始由樵川而居三华焉。迨高祖第三公奋然有游四方之志,往乞灵于西乾福善祠。梦神人告曰:‘子可遇三湖则止’,遂返乎三华。始迁蛟湖,次迁池湖,终迁龙湖。果应梦之吉兆,于此遂家焉。第三公生二子,长十五公,次十七公生念二公,世业进兴,复授武平县令,家声由是而日振焉。念二公生祖考念七公,生齿自是而日繁焉。由此观之,第三公乃龙湖之始祖也,宋贤龟山即其苗裔也,……”

传说毕竟是传说,代替不了客观存在的史实。

第一,杨政均说宋代杨时家族的将乐始祖是“始由樵川而居三华”,与史实不符。

据杨时家族的多部谱牒记载,杨时家族是杨震的十四世孙杨威武的后裔,其迁徙路线是从河南固始县迁西蜀蘷州(今四川省辖地),再迁江州湖口县(今江西省九江市湖口县)。 南唐期间,杨璋之子杨荣从湖口迁将乐县,成为这一支房的入闽始祖。

第二、杨均政所写“南迁三湖”的“高祖第三公”不是指杨时的祖父杨明。

杨时撰写的《杨母朱氏墓志》(作者注,林海权点校的《杨时集》改为《王田朱氏墓志》)中明确写道:“杨父讳明,有子五人。”由此可知,杨均政所讲的生二子的“第三公”与杨时所讲的生五子的杨明根本就不是同一个人。杨明一生都居住在将乐县北龙池杉田,殁葬于将乐永吉金顶山,根本没有“南迁三湖”。

第三、从杨时家族的辈分和乳名来看,杨均政编造的传说也是矛盾百出,疑窦丛生。

1、根据林海权对杨均政这则神话传说中人物的注释是:“三公”指杨明,“长十五公”和“次十七公”分别指杨殖和杨益,“念二郎”指杨敦仁。杨明的五个儿子中,长子杨基,次子杨谊,三子杨宣,四子杨埴,五子杨益,这在各地杨时后裔编修的族谱世系图和世系录中均有明确记载。

“三公”是指杨明,那“长十五公”和“次十七公”应分别为杨基和杨谊,怎么会是四子杨埴和五子杨益呢?“念二公”指杨敦仁,也是错的。杨敦仁是杨埴二兄杨谊的儿子,不会是杨益之子。

2、将乐县是纯客家县,唐至明代,将乐姓氏有字辈名和以“郎”为乳名的习俗。字辈名是中原汉人南迁将乐传承下来的姓氏习俗,“郎”字名保留了当地土著闽越族及其后裔畲族的姓氏习俗。辈份越大,“郎”前面的数字越小,反之就越大,这寓意人丁兴旺。如果父辈“郎”名前面的数字比儿辈小,则意味着人丁衰败,是犯忌的乳名。各地多部杨时后裔编修的族谱世系录中,对杨埴至杨时儿子这三代的乳名都有明确的记载,即杨埴十郎,杨时十二郎,杨迪十五郎,杨迥十七郎,杨遹十八郎,杨适念二郎,杨造念三郎。如果说“长十五公”(即十五郎)是杨埴,而他儿子杨时的乳名是十二郎,这显然犯忌。杨时原字“行可”,因犯友人父讳,改字“中立”。由此可见,杨明、杨埴、杨时对当时将乐“郎”名习俗是清楚的,不可能犯忌。更何况他的乳名“十二郎”犯了父讳?再说,“十五郎”是杨时长子杨迪的乳名,杨埴的乳名怎么可能与长孙的乳名一样?指杨益和杨敦仁的乳名分别为“次十七公”(即十七郎)和“念二公”(即念二郎)也不对。杨益的乳名不可能与侄孙杨迥的乳名相同,杨敦仁的乳名也不可能与堂侄杨适的乳名相同。

杨均政如此张冠李戴,胡编乱造出祖父生孙子、叔公生侄孙、叔叔生堂侄的笑话,居然还成了某些人争夺名人杨时的史实,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正因为杨均政的这一假说站不住脚,后来才有人编造了杨荣卜居龙湖的假说。

1、清嘉庆十八年(1813年)归化县禀生萧元圭为重修夏阳《杨氏族谱》所作的序文和民国32年(1943年)《明溪县志》卷十四《列传》“理学”目中编造杨荣卜居龙湖村。

2、清康熙二年(1663年)延平府教谕毛念恃补编的《宋儒龟山杨先生年谱》则说:“先生五世祖荣,字子江。……及解官,居州之北廓外,后迁蛟湖,再迁池湖。”

3、江苏山阴县后学张夏和浙江桃县举人黄璋分别于清康熙十六年(1677年)和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编补的杨时年谱也搬录毛念恃此说。

难道真是杨荣“南迁三湖”,卜居龙湖了吗?还是让我们劈开历史迷雾,还其本来真面目吧。

其一,宋至清代,各种版本的杨时文集和《八闽通志》、《闽书》、《福建通志》、《延平府志》、将乐县志》、《汀州府志》、归化县志》、《四库全书》以及各地杨时后裔编修的族谱(包括龙湖、姜坊等杨氏族谱、房谱)均找不到杨荣卜居龙湖和迁居池湖的任何记载。

其二,据史料记载,杨荣任将乐司户期满后不到一年就病逝了。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他要翻山越岭建两次房,搬两次家,在当年的条件下,他有这个可能吗?

其三,如果杨荣真的卜居龙湖或迁居池湖,按照当时就近墓葬的习俗,杨荣应该葬在龙湖或池湖附近。可是,杨荣的墓地却在远离龙湖60余公里,离池湖(今将乐县白莲镇大王村)近40公里的将乐县光明乡永吉里衢坊。按照杨均政的说法,神灵所以托梦指点杨明“南迁三湖”,说明原居地龙池风水不好,不利杨氏家族兴家旺族,才要举家南迁。古代人是崇拜神灵的。杨荣死后不就近葬在龙湖或池湖,却不顾路途遥远与险峻,耗时费力往北拉到距龙湖80余公里的将乐县光明村东岭路顶埋葬。杨荣墓葬将乐光明东岭只能说明一个事实,即杨荣压根就没有卜居龙湖或迁居池湖。

清代毛念恃则编造杨荣与他孙子杨明接力迁“三湖”的假说,不仅与各地绝大多数杨时后裔的族谱,包括龙湖杨氏房谱对杨明的记载对不上号,而且林海权教授在2008年出版的专著《杨时故里之考辩》一文中明确写道:“至于其本身是否‘迁蛟湖,再迁池湖’,可视为传闻异词,……”是啊,杨荣没有迁蛟湖、池湖,怎么会有杨明从池湖迁龙湖呢?

 

 

名人效应、名人价值在当今社会,尤其是在经贸旅游,提高地方知名度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近年来,名人故里之争风起云涌,且呈愈演愈烈之势。不仅民间人士在打口水战,就连地方政府也假借经贸、旅游之名,参与名人故里之争。可以预见,只要名人效应存在,名人故里之争就不会罢休。

明溪县假借客家名人杨时来做文章,以此提高明溪县的知名度,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造福一方百姓,这本也无可厚非。可是,如果仅仅只是找一个噱头,无谓地吆喝几声,那么不仅浪费了公众资源,还会起到反作用的。因为,从宋自清,几乎所有的史料都证明,杨时的故里在将乐县北之龟山。这是任何人也无法否认的。

愚以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应该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做到“古为今用”,名人只有一个出生地,何必为此而争得脸红耳赤脖子粗呢?名人牌要打,但要打得恰当,打出文化品牌来。名人故里可以争,但不能抢。要尊重历史,还历史本来面目,不能不顾史实贻误后人。我们应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理性客观地研究历史名人,包括他的功过、故里、思想……等等,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共同打造和谐的文化氛围,为社会主义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添砖加瓦。

 

 

作者简介:邓天才,男,福建省杨时学术文化研究会理事、福建省董杨学术研究会理事、将乐县社科联副主席、将乐县客家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将乐客家文化研究员

参考资料及文献:

1、《杨时集》,1993年10月,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2、《杨时研究文集》,2008年10月,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3、《杨时——将乐之光》,2007年6月,将乐县政协文史资料第二十辑。

4、《杨时故里考证》,2009年12月,成都时代出版社出版。

5、《罗从彦生平思想研究的几个问题》